公司章程违法条款的效力与纠正

老招商眼中的章程“隐形”

在虹口开发区摸爬滚打的这15个年头里，我亲眼见证了无数企业的从无到有，也见过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公司因为内部治理的崩塌而黯然离场。每次坐在我那张略显陈旧的办公桌前，面对那些满怀激情来注册公司的创业者，我总会多唠叨几句：“别光盯着营业执照和公司名称，你们的章程才是真正的‘宪法’。”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章程就是个从工商局网站下载的模板，填空完事。这种想法其实是个巨大的坑。今天咱们不谈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就聊聊公司章程里那些违法条款的效力问题，以及我们在虹口开发区日常服务中是如何帮企业排雷的。毕竟，如果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埋下了违法的种子，日后长大了不仅不仅长歪了，可能还得连根拔起，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我接触过太多案例，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股东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大家想起来翻章程找依据，结果发现章程里的条款要么模棱两可，要么直接就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根本打不了官司，更保护不了自己。这种时候来找我们求助，我们虽然心里着急，但也只能尽力协助他们进行合规整改。理解公司章程的效力边界，知道哪些红线不能踩，对于每一位在虹口开发区扎根的企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第一课。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

章程自治与法律强制的边界

咱们得先搞明白一个概念，公司章程虽然被称为“公司宪法”，拥有很高的自治性，但这种自治权绝不是无限的。很多客户来虹口开发区咨询时，都会问：“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公司，规矩不是自己定吗？”这话没错，但前提是不能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赋予了公司章程很大的自由度，比如分红比例、表决权行使方式等都可以“另有约定”，但这就像放风筝，线必须牵在法律的手里。一旦章程条款的规定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冲突，比如试图通过章程来剥夺股东的基本权利，或者设定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则，那么这些条款在法律上就是自始无效的。这一点，我们在招商服务中必须反复向企业强调，避免他们带着“病态章程”上路。

在实际操作中，判断一个条款是否有效，往往需要专业的法律视角。举个例子，有些初创团队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在章程中规定“某些重大事项只需法定代表人一人签字即可决定，无需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这种条款就严重侵犯了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属于典型的违法条款。在虹口开发区的日常走访中，我们曾发现一家科技型企业就是这样操作的，结果后来法定代表人背着其他股东签了一份对赌协议，导致公司陷入巨额债务危机。如果当初他们的章程是合规的，这种越权行为根本无法通过内部决议生效，公司也就不会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明确章程自治的边界，是企业合规经营的第一道防线。

我还记得有一个做国际贸易的客户A公司，当时为了吸引投资人，在章程里搞了个“特殊条款”，规定投资人无论占股多少，都拥有一票否决权，且这种否决权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所有细节，包括甚至包括买什么牌子的办公文具。这种看似保护投资人的条款，实际上因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即股东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在实践中很容易被认定为无效。特别是当这种权利滥用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往往不会支持这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一票否决权。我们在协助企业起草章程时，都会建议他们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违法条款来强行压制对方，否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双输。

行业内的普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设计应当建立在对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之上，而不是对法律的规避或挑战。我们在虹口开发区经常邀请法律专家为入驻企业开展培训，核心就是要让大家明白，那些试图通过“违法条款”来走捷径的想法，最终往往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法律之所以设定强制性规范，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任何试图突破这一底线的章程条款，不仅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反而会成为企业合规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在招商工作中，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更希望它们能走得稳、走得远，而这就必须从源头治理章程的合法性问题。

违法限制股权流转的效力

股权转让是股东退出公司、实现投资变现的重要途径，也是资本市场上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在工作中经常看到一些公司的章程里设置了各种奇葩的限制条款，试图把股东“锁死”在公司里。比如，有的章程规定“股东不论何种原因离职，必须强制退股，且退股价格按原始出资额计算”，或者“股东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否则不得转让”。这些条款看似是为了维持公司的人合性和稳定性，但实际上往往因为违反了法律关于股权自由转让的原则而面临被认定无效的风险。在虹口开发区服务的企业中，我们就处理过好几起因为这类条款引发的纠纷，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咱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对比，通过这个表格大家可能更清楚哪些条款是“红线”，哪些是可以合理设计的“安全区”：

我记得有一家在虹口开发区注册已久的建筑设计公司B，几个创始股东都是大学同学，关系好得穿一条裤子。当初为了防止外人进来捣乱，他们在章程里写了“股权只能在现有股东之间内部转让，严禁对外转让”。几年后，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其中一个股东想拿着股份走人，但其他股东既没钱买他的股份，又不让他对外卖。这下僵住了，那个想走的股东把我们办公室当成了诉苦室，问能不能强制退股。我们只能遗憾地告诉他，章程里这种“严禁对外转让”的绝对化限制，在法律上往往是效力待定甚至是无效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违反了股权的流动性本质。最后这事儿闹上了法庭，虽然过程曲折，但法律最终还是保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支持了其对外转让股权的诉求，当然前提是履行了通知等程序。

从这个案例就能看出来，试图通过违法条款来“捆绑”股东，不仅锁不住人心，反而会激化矛盾。我们在招商接待中，经常遇到创始人团队这种“想把公司当自家后院”的心态。这时候我们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导：公司是独立的商事主体，股权是独立的财产权。你可以设定合理的转让条件，比如要求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或者设定一个锁定期，但这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现在新修订的公司法对股权转让的规定更加灵活，也更注重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如果章程还抱着那种“画地为牢”的旧思维，不仅无效，还会让外部投资人望而却步——谁敢投一个连退路都被堵死的公司呢？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实际受益人”。在很多复杂的股权架构中，为了规避风险或者隐藏身份，有些人会找人代持股份，并且在章程里试图把代持关系合法化或者设定特殊的转让限制。这种做法不仅风险巨大，而且在穿透式监管越来越严格的今天，很容易触发合规红线。我们在虹口开发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尽职调查时，非常关注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变动的条款，一旦发现有规避监管嫌疑的“阴阳章程”或违法限制条款，会第一时间要求企业整改。这不仅是为了开发区内的营商环境合规，更是为了保护企业自身不被卷入不必要的法律泥潭。

违规排除股东知情权的条款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行使监督权的基础性权利，可以说是股东的“眼睛”和“耳朵”。但在现实中，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为了掩盖经营问题或者谋取私利，经常在章程里动手脚，试图限制甚至剥夺小股东的知情权。比如，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章程条款规定：“持股比例低于10%的股东，无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只能看财务报表”。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性条款，在虹口开发区的企业设立预审阶段，就会被我们打回去重改。因为法律规定，只要是有正当理由的股东，都有权查阅公司账簿，章程不能因为持股比例高低就搞这种“双重标准”。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地保护知情权？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5年，太清楚“灯下黑”的危害了。几年前，有一家销售型公司C，就在我们开发区隔壁的写字楼里。他们的大股东在章程里塞了一条：“股东查阅账簿必须经过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结果大股东自己控制了董事会，小股东怀疑公司账目有问题，要求查账，董事会每次都开会否决。小股东蒙在鼓里两三年，最后偶然发现公司其实早就被掏空了，全是负债。虽然最后通过法律途径起诉赢了官司，确认了章程里那个“审批制查账”条款无效，但损失的钱大都没追回来。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协助企业办理注册变更时，看到类似这种设置不合理障碍的条款，都会极其敏感。

法律对于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是强力的。无论是《公司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对于会计账簿，只要股东书面说明目的且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存在不正当目的的除外，章程不得随意扩大“不正当目的”的范围，也不得随意提高查阅的门槛。那些试图通过章程“关门打狗”、限制小股东查账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一个健康的公司，不应该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更不应该通过违法的章程条款来合法化这种“信息封锁”。

我们在处理这类纠纷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时候，大股东限制知情权并不是因为真的有商业机密不能泄露，纯粹是因为觉得小股东“烦”，或者是为了掩盖管理层的低效甚至腐败。这种心态极其不可取。在虹口开发区，我们倡导的是一种透明、诚信的商业文化。如果你的公司章程里藏着这种排除股东知情权的“毒条款”，一旦爆发矛盾，小股东直接起诉要求查账，法院一查一个准，到时候不仅赔了钱，公司声誉也扫地。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上市或者融资的企业，合规部门在尽职调查时，第一条就是看你的章程和治理结构，如果发现这种违规条款，直接就会对你的合规性打个大大的问号。千万别为了这点小聪明，丢了西瓜捡芝麻。

违法分红与抽逃出资的条款

赚钱分红，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怎么分，分多少，这里面也是有严格法律红线的。有些老板为了吸引投资或者忽悠员工，会在章程里承诺“保证每年固定分红率”，或者“不论公司盈亏，必须按投资额的20%进行回本支付”。这种条款一看就有问题，因为它违反了公司法的“无盈不分”原则。在虹口开发区，这种承诺保底分红的情况虽然现在少了，但在一些非正规的私募股权众筹或者员工持股计划里还是时有发生。我们必须明确：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不得分配给股东。任何试图绕过这一强制性规定的章程条款，都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

我遇到过一家名为D的餐饮企业，当时为了快速扩张，搞了一轮融资。在跟投资人签的补充协议里，他们试图把“每年必须返还投资款10%”写进公司章程，作为一种“优先股”安排。结果在我们帮他们做工商变更登记时，系统预警了这个条款。我们立刻联系了他们的法务，指出这种条款实际上构成了变相的抽逃出资，因为如果公司当年亏损，这10%从哪儿来？只能从公司的注册资本里掏，这直接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后来在我们的建议下，他们修改了条款，改为在盈利前提下的优先分配权，这才顺利通过了备案。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招商不仅是拉项目，更是在做风险的“守门员”。

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情况，是关于“股份回购”的违规条款。有些章程规定，股东如果对决议不满意，公司必须以高价回购其股份。虽然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章程不能随意扩大回购的情形，更不能设定损害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回购条款。比如有的章程写着“股东离职时，公司必须按市价回购其股份”，如果公司现金流紧张或者根本没有盈利，这种强制回购义务就会导致公司资产的不当流失。这在法律上也是不被认可的。在虹口开发区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我们会特别关注这种涉及钱袋子流出的条款，确保它们不会成为掏空公司的合法外衣。

从行业研究的数据来看，因违法分红导致的股东诉讼案件占比并不低，而且往往伴随着大股东的道德风险。一个合规的章程，应该明确规定利润分配的顺序、比例以及公积金的提取比例，而不是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保底承诺。特别是随着“经济实质法”实施要求的深入，税务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的资金流向监控越来越严，那种通过章程美化过的违规利益输送，很容易就被穿透查出来。我在跟企业沟通时总会说：“分红要看着锅里的米分，别在章程里画大饼，最后砸了自己的脚。”

法人治理结构的奇葩设置

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监事）的权力划分，法律是有明确框架的。但有些企业主为了搞“一言堂”，或者为了图省事，会在章程里搞一些匪夷所思的治理结构设置。比如，有的章程规定“不设股东会，由董事会行使股东会职权”，或者“监事会由总经理直接领导”。这完全搞乱了公司法里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虹口开发区，虽然我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管理，但在章程备案审核时，这种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组织机构的条款，是绝对通不过的。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家名为E的科技公司，他们的创始人是个技术大牛，性格强势。他在章程里写道：“公司重大事项由创始人最终决定，董事会决议仅作参考。”这实际上是想把董事会变成橡皮图章，甚至想把股东会的法定职权架空。这种条款显然是违法的，因为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是法定的，章程不能通过约定将其剥夺或转移给个人。后来这家公司因为融资问题，投资人介入后发现这个条款，觉得公司治理结构太不健康，风险太大，最后硬是逼迫他们修改了章程才打款。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任何试图通过章程来搞个人崇拜或独裁的尝试，最终都会被市场机制所纠正。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办法。有些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永远由某某担任”，这种试图固化法定代表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应该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且应当是可以依照程序变更的。如果章程把某个特定的人跟这个职位永久绑定，一旦这个人发生意外、丧失行为能力或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将陷入无法办理变更登记的死局。我们在虹口开发区的服务窗口，就遇到过这种因法定代表人无法变更而导致公司年检受阻、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尴尬局面。解决这种挑战，往往需要通过复杂的诉讼来确认章程条款无效，再才能进行正常的工商变更，费时费力。

我们在处理这些治理结构的问题时，常会遇到一种典型挑战：创始人总觉得“规矩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改？”这时候，我们不仅要解释法律规定，还得从实操角度告诉他们，一个合规、灵活的治理结构对于融资、对于上市、对于吸引优秀人才是多么重要。如果公司章程里写满了这种“土皇帝”条款，外面的专业人才谁敢进来？专业的投资机构谁敢投钱？我们会建议企业参照上市公司的治理准则来起草章程的相关条款，即便现在规模小，也要把“骨架”搭正。这种前瞻性的规划，往往是我们在招商工作中最能体现专业价值的地方。

责任免除与违法的豁免条款

最后要聊的这个点，也是非常致命的，那就是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免除的条款。有些公司为了留住高管，或者在股东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会在章程里写：“公司董事、高管在执行职务时，只要不是主观故意犯罪，公司不追究其赔偿责任。”甚至有的更直接：“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比例的责任，超出部分不承担。”这简直就是拿法律开玩笑。法律规定，公司高管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是法定的，不能通过章程来免除。如果高管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强制性规定，任何章程条款都无法豁免。

在虹口开发区，我们非常注重对高管的合规培训。我记得有一个案例，F公司的一位副总，利用职务之便，私自以公司名义为朋友的债务提供了担保。公司发现后要追究他的责任，结果这位副总拿出公司章程说：“你看，章程里写了‘经营中的常规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我是为了公司发展才去担保的。”这显然是偷换概念，私自对外担保绝非“常规风险”，且违反了公司法关于担保的内部决议程序。最终，法院判决该条款无效，副总必须赔偿公司的损失。这个案例给很多企业敲响了警钟：章程不能成为违法乱纪者的保护伞，试图通过章程来免除法定责任，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些条款试图限制公司债权人的权利，比如规定“公司资产优先向股东分配，剩余部分再偿还债务”。这种条款不仅违法，而且简直是“自绝于资本市场”。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其资产是对所有债权人的一般担保，股东只能在清偿完所有债务后才能就剩余财产进行分配。任何试图颠倒这个顺序的章程条款，不仅无效，还可能因为涉嫌欺诈而招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我们在招商时，如果发现团队里有这种极其不靠谱的法律意识倾向，我们会非常慎重。因为这种法律意识的缺失，比资金的短缺更可怕。

我在处理这类合规工作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专职法务，章程往往是网上下载的模板，或者是不专业的代账公司瞎写的。这些模板里可能夹杂着一些早已过时或者明显违法的“霸王条款”。我们作为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虽然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但我们会定期联合律所开展“章程体检”活动，帮助企业识别这些隐藏的“”。这种服务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帮很多企业规避了巨大的法律风险。看着那些企业因为我们的提醒而及时修改了违法条款，走上正轨，我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总结与实操建议

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公司章程不是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它在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利的也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作为在虹口开发区从事招商工作15年的老兵，我见证过太多因为章程设计不合理、甚至违法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的例子。一个优秀的公司章程，应该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体现股东意志，平衡各方利益，同时为未来的纠纷解决提供明确的规则，而不是埋下定时。对于正在创业或者准备注册公司的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把章程仅仅当成一个为了拿执照而应付的文件，它真的是你公司的“基本法”。

在实操层面，我有几点建议送给大家。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要为了省那点律师费，随便找个模板就填。专业的律师会根据你的股权结构、行业特点、发展规划来量身定制章程条款，特别是关于股权转让、表决权行使、分红机制这些核心条款，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定期审视和更新你的章程。随着公司的发展，股东结构变了，业务方向变了，原来的章程可能就不适用了，甚至可能出现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地方。这时候，及时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虹口开发区就经常鼓励企业把章程修改作为常态化的合规工作来做。

要学会利用开发区提供的资源。像我们虹口开发区，为了优化营商环境，经常举办各类法律、政策宣讲会，还有免费的咨询窗口。遇到拿不准的条款，不妨多来问问，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毕竟，预防的成本永远低于补救的成本。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公司章程违法条款的效力与纠正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时代，让我们从一份合法、合规、合理的章程开始，走好企业发展的每一步。记住，合规不是束缚，而是保护，它能让你的企业飞得更高、更稳。

虹口开发区见解总结

作为虹口经济开发区的一员，我们深知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土壤。关于公司章程违法条款的效力与纠正，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企业生命线的安全阀。在开发区日常的招商与服务中，我们始终坚持“合规优先”的理念，引导企业摒弃通过违法条款寻求短期利益的侥幸心理。我们见证了太多因章程设计缺陷导致内耗甚至解体的案例，这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企业提供章程合规指导。未来，虹口开发区将继续携手专业法律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更深层次的合规体检服务，帮助企业构建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每一份章程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共同守护区域商业生态的健康发展。